这样的“仪式”会对婴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早期的母婴关系，对婴儿的人格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越早影响就越大。出生导致的与母体的分离，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最重大的一步。而这一步成长的结果是母亲的“抑郁”。婴儿会觉得，我的成长会让母亲不高兴。很多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的抑郁质要高于其他一些民族。这是否直接地与“坐月子”有关系？

    另一个线索是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对几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以下的对话场景都不会太陌生。

室外，一位男士敲门；室内的女士想知道是谁要进来。
女士问：“谁啊？”
男士：“我。”
“你是谁？”
“是我。”
“你到底是谁？不说我不开门。”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
“我是老三啊。”
“老三？哪个老三？”
“老三就是老三，还有什么哪个老三。把门开开吧，我有事找你。”
“我还是没弄清楚你是谁。你不说清楚，我就是不开门。”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徐文中。”口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似乎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很痛苦和很没面子的事。
室内女人一声惊呼，说：“你这个挨刀的，早说啊，早说了不都进屋半天了。”
……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打电话之类的场景中。在德国，一个德国人即便在自己家里接听电话，首先都会直接自报姓名，打电话的人就自然更加需要首先自我介绍了。

    无须做熟优孰劣的判断。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有趣”。这种“谁-我”的问答模式至少表面上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人，所以相当于没有回答“是谁”这个问题。回答“我”的原因是，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你在我心中，我也在你心中，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是谁”，这显然是人际关系过近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近，会使个人丧失应有的独立性。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点像是一锅煮熟了的米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粘连，每个人都受到来自他人的过多的制约。所谓人权，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有着清楚的边界时才能够达成。在相互粘连的人群中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人权的剥夺者在剥夺了他人的人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部分的或全部的人权。这中间没有人是受益者。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较高的抑郁质。雅克布森认为，抑郁是由于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自体与客体之间缺乏清晰牢固的界限。“我-谁”的问答模式，显然很符合这一判断。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在革命队伍里，一种危害极大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容易形成小团体、小宗派，任何一种相似性，如同学、同乡等等，都可以把一些人凝聚在一起，形成谋私利的小圈子，并对他人利益和大的集体利益构成威胁。

    如果精神分析是一把手术刀，那它在中国的使命之一就是切割掉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粘连的部分，把熟饭还原成生米，使每一个个体跟其他个体的界限都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通过增加个体的独立性、自由度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价值—--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的情感才是最可宝贵的。从更大的范围说，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长治久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并没有多少在临床中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精神分析，被较大规模地用于临床实践，是1997年之后。德中心理治疗院（在德国注册的机构）在中国主办的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推进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应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对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的精神分析感兴趣。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精神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