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百年的历史看，它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不太多的观察建立了一个假设的理论框架，后来这个框架被不断地修正，到目前为止，也还在不断地修正之中。而最重要的是，观察本身变得越来越精细、观察的时间跨度也越来越长，所以这一理论的假设性质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小了。按照比昂（Bion）的说法，精神分析已经成了一门“观察的科学”。

    一直想说的一句话是：精神分析作只是一门学问而已，它不配被过分崇拜，也不配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被过度攻击。对我来说，它带给我的好处是，它让我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情感更加敏感，是我避免了一些人际关系中的伤害和被伤害，所以我对它心怀感激。至于用它来养家糊口的那些方面这里不说也罢。

四、传播方式决定传播效果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东西说得太玄，说得大家都听不懂。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精神分析，是我们将来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精神分析从它最根本的用途来说，是用来帮助人了解自己以便获得心灵的健康和自由的。跟外科学不一样，外科学只要外科医生掌握就可以了，病人只需躺在手术台上，与健康有关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外科医生去做。而在获得心理健康的路途上，病人自己也需要做很多事情。学会一门“观察自己和他人内心世界的方法”，显然会极大地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走一条生活化或者世俗化的道路，从母婴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来说，“妇孺皆知”这一成语，也许是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目标的最通俗和最高形式的描述。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要尽量远离早期精神分析的过于浓厚的性的色彩。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曾经被斥为“泛性论”，这也不算是完全的冤案；但后来早在第二代精神分析师那里，以性为中心的特点就已经被舍弃了。在客体关系学派里，性被置于它应该处的位置----不是不重要，但也不是那么重要。在目前的中国，早期精神分析的文献已经被大量翻译，而现代精神分析的文献翻译得还远远不够，所以精神分析还是容易给一般人以“泛性”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显然不符合精神分析的真实面目，操作上也会造成传播的重大阻碍。

五、几点用途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目的是要用这一工具来剖析和观察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人是被他的关系所造就的，被关系所造就的每一个个体反过来又会影响关系。纵观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把纯粹的“天灾”除外，“人祸”多半是由关系引起的，而且这样的“人祸”具有强烈的精神分析所说的“强迫性重复”的特点。把这一强迫性重复的机制弄清楚，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宁与福祉。

    不过要弄清楚中国之“人祸”为什么会强迫性重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从一些细小的文化习俗或者习惯入手，来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关系。本文试图由此引出两个可供研讨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所谓妇女产后的“坐月子”。这是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习惯，本以为它至少在城市里早就销声匿迹了，其实却不然。在我的认识的人中间，有好几位比我还年轻的女性，在产后就“正规地”坐过月子----当然至少部分地是在他们的父母或公婆的强迫之下坐的。所谓的“正规”是指，在产后一个月内，产妇需绝对卧床；卧室必须封闭；不能见风；除了简单地洗洗脸之外，不得刷牙、洗澡；等等。还有一些家庭独门秘方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规矩，在这里不说也罢。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母亲在产后的一个月内都处在一种人为的、近乎冬眠的抑郁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