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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异端”是怎样被掐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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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被逼疯、被逼走，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许多老谋深算的人都这样说：如果你不能改变现实，你就要适应它。这么说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却表现出对人性的惊人无知。他们不愿意看或看不到的是，在“适应现实”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精神病状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施虐－受虐狂的出现。人性并不能适应于任何环境，在一个缺乏对人尊重的环境里，人健全的理性能力将受到伤害。一个人可以强迫自己改变，以适应环境，但这种适应将使他的自我被否定，在“超我”的高压下导致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通过各种病态的行为和思想而表现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内心冲突似乎通过群体对他的接纳而掩盖了，与环境的同质性使他获得了一种安全感，而这个环境提供的生存资源，甚至稀缺的资源使他看到了没有适应现实而无法看到的希望，而这恰恰符合可以支持一个人的心理优势的、整个社会用以判断“成功”的标准。在这个时候，适应现实者已经变成现实的一部分，或者他就是现实本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除了默认既定的等级秩序、在潜规则下的各种道貌岸然的规矩，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因“适应现实”而导致精神分裂、处于病态的人的普遍存在。“单位”作为一个谋利的共同体，既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也可以让人们通过相互的比较而获得对自身的存在价值的确认。争夺生存资源构成了在“单位”上的人的自觉选择，而一点能力加上到位的阿谀奉承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无论是实际的利益还是他们由他人的评价，以及根据占据稀缺资源的多少而获得的尊严，都与此密切相关。而稀缺资源似乎有条件的人都有机会，但数量上却不够分配。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但这种同质化的争斗再残酷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表象背后是大家不约而同对一套可以给大家带来获利机会的潜规则的默认和发挥，对这种粗鄙的拒斥形而上思考而汲汲于利的存在方式的认同，以及对与之配套的价值观念的捍卫。群体的力量加上生存资源的诱惑，使这个“现实”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它就像是一杆旗帜，只需要轻轻一挥，便可将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
我们的谈话带着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愤怒，以及一贯的轻蔑。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角色已经变化，A成了一个迷惘的控诉者，而我似乎已是一个冷静的分析者。A不明白，为什么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跟着许多人吹牛拍马，他不和他们沉溺入一种斗鸡玩狗、搓麻赌牌的生活之中，立即就引来了这些人的似乎是永无休止的诽谤、孤立和攻击。他更不明白，何以在他对许多人所追求、热衷的东西从未表现出热情时，他们会以一种非要贬损他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A与世无争，从未在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个自明的逻辑基础上为别人对他的损害提供一个前提。我告诉A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其背后是无尽的恐惧和空虚。A显然并没有理解与世无争在不同的环境里的客观意义，以及将要遭受的命运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不同的。在一个陌生的、由临时性的群体组成的公共空间里，由于不存在多少心理上和利益上的联系，与世无争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从而既不会引起他人的精神焦虑，也不会让他们感受到威胁而呼唤出他们的攻击性。但如果这样的一种与世无争出现在一个彼此熟悉的共同体中，并且这种“无争”乃是对人们趋之若骛的对象的一种轻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已经丧失自我、并且是在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或获取虚幻的安全感而对自我进行扼杀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他的自我魂归人间。这将产生致命的心理后果，一是对他背叛自我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谴责、控诉和审判，将他的灵魂抛进地狱，接受地狱之火的焚烧。二是对他现在的虚假的自我进行鞭挞，以一种因其发源于生命特质而具有强大威力的力量质疑他现在所选择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并且使与这个虚假的自我、异化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利益遭到毁灭性的威胁。而由于一个人已经扼杀自我，他的精神结构已经畸变，很难在一般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理性的健全，因此自我的影子的出现很难让他克服深深的恐惧而“复归自身”。由于安全感的需要，以及利益的强劲呼唤，已经畸变的人格结构导致了这种新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产生：只要自我的影子一出现，立即就要扼杀它、否定它，并且由于这种深深的恐惧，他必须对让他看到自我的影子的载体实施攻击。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信，并不断强化自己当初扼杀自我的选择的合理性，并且保持足够的心理优势，否则，在心理上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恐惧和不自信，以及负罪感而萌发的这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其力量恒久而又强大，只要外界的威胁不消失，它就不会熄灭。汉奸之所以有时比日寇还要凶残，甚至变态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就在于他既然背叛了祖国，抛弃了“中国人”这个存在的属性，他就必须从心理上蔑视“中国人”，努力否定原来的那个自我，并且消除一切让他看到原来那个自我的中国人，以此强化自己当汉奸的选择的合理性，获得心理上的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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