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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异端”是怎样被掐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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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对社会持批判立场，或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恐怕在他踏上这条不归路的第一天起就得作好被整个社会所攻击、抛弃的心理准备。弗洛伊德对此曾感慨万千。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作家，A是否想到这一点。在精神分析的视野里像A这样的人具有强大的“移情”和“升华”的本领。他可以再造出另一个世界。然而这样的一个只存在于他的精神结构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常常处于冲突之中，转换为他的内心冲突。这个时候，对主体性的捍卫与对主体性的毁灭性解构之间的冲突常常需要一种强大的自我的力量来消解，也即是说，一个人其存在状态在他人看来越是“神经病的”，他越能摆脱精神分裂的威胁。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里，“否定之否定”虽然不一定就能“复归自身”，但它仍然是对已经遥遥逝去的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的一种回应。
帕斯卡说：“整个社会的疯狂竟然如此不可避免，以致不疯狂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而弗洛姆则认为，病人是最健康的人，被视为“神经病”的人之所以得病正是抗拒异化的结果，他不轻易将自己交出去。症状的出现反映了他对自我的捍卫。虽然他是失败的，但与“正常人”比，他的精神结构要健全得多，他的失败反映了社会的高度病态。而当一个能创造出另一个世界来对抗现实世界的威胁的作家、诗人也被现实所击败，陷入高度的精神恐慌中，以致不得不选择离开时，这个社会的摧残人性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程度。
大约在半年前，在电话里A就给我说过了他想去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隐居。这样的角落大抵是在深山老林里。当时我以为A是说笑话。我的理由是，在现代社会，“隐士”早已成为一个笑柄。离群索居只是一种意淫的浪漫，根本不能当真。无论如何它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生活如何保证，二是如何能够克服已经与“文明社会”同构的心理，战胜“文明社会”的诱惑，忍受一种原始的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独自面对蓝天白云、林海风声的愿望曾经使我彻夜难眠，但第二天太阳升起使我明白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在一个高山峡谷里呆了一年多的时间使我深切地感悟到，古代的“隐居”与现代的“隐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古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原始面貌要浓一些，“隐居”并不算是一种“异端”的生活而是一种存在的常态。而现代“文明社会”早已将人“社会化”为一个主要用其社会属性来确认其存在的人，他已经无法体验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了。现代社会早已粉碎了农业文明的神话，包括“隐居”、“隐士”，其“浪漫”已经灰飞烟灭。如果说古人的“隐居”因其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心理上的恐惧的话，那么对于已经与现代社会取得精神和心理上的同构性的现代人来说，离群索居则是无法忍受的。除非已经彻底绝望，否则一个人无法通过斩断与社会的联系，而在一个对于心理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保持心理上的生存。
A在报社，编辑着一份与党报性质差不多的歌功颂德的报纸。他是分裂的，生活与生存被切为两半。A在生活中没有几个朋友，独来独往，天马行空。他是个文人，具有很典型的文人气质，这一点和我有些差异。他头上有各种各样的头衔，诸如什么作家协会会员、什么学会理事之类，如果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标准，这是很令人羡慕的，起码是一种地位和话语权的表征。至今我已经忘记我和A熟悉的具体场景，我已经不明白他的沉默寡言与他的思想有何联系。
两个月以前，A和我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里他再次向我说了他想离开。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我通话。我希望他能考虑到这样做的理由，以及是否为隐居提供了物质上、心理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准备。他说他已经无法忍受，否则他将发疯，而他对一些必要的事情都作了恰当的安排。我想：如果一个人有一点钱，足可以支撑多年的生活费的话，那么选择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立一栋茅屋，再种一点菜，也未尝不是一种逍遥。“知己”的跟随可以减轻斩断与“文明社会”心理上的联系而带来的痛苦。而在草长莺飞、花开花落中生活，也可以算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合谐，甚至是精神的皈依。但是，这仍然过分浪漫化了。在我们想像中简单的事情在现实中将变得极端复杂。隐居者即使能提供生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即使能在他欲望不大的生活中不破坏隐居的精神愉悦，但一种因远离“文明社会”而被忽视、弃置的感觉仍然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在一个人已经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好处的情况下。隐居者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像是一个出家人，已经跳出尘世之外，虽然并不是“三界外”。A真能做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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