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朗·科纳日：首先，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从引用一些问题（我们要工作的问题）开始。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

    当时，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研讨会，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引用鲁迅的句子，对他有点意识。鲁迅讲弗洛伊德，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快，二是太硬。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另一方面，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与欧洲的批评不同，对此我并不知道更多。想到此，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同时对我来说，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拉康已有一个回答。

    当时，我没有在大会上讲我准备好对鲁迅先生的回应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对我来说，就没在会上讲鲁迅，讲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做过精神分析，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同时有很多变化，又很复杂，而在此背景下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来回答它。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是精神分析在民族性或文化性方面的问题。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同大家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在四月份我没有展开，而现在不是我一人讲，你们也有疑问，我从我的独特立场提问，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促成这件事情。在此意义上，对我来说，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我本准备讲鲁迅，但说不定又撇开，讲了另外的问题了。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一个话语的实践，唯一的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就象我们现在谈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近一百年来）。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想对大家陈述，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因此，是倾听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我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类似哲学著作，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一种新意的、很奇怪的话语），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

    梦、口误、谬语和症状，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因此就有可能解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也很可能，我们讨论汉字，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之后，我会讲文字的变形，最后产生科学，然后讲弗洛伊德、拉康，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那么，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式，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也就是说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同样提出了善与恶，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我准备了三次演讲来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