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建议彭湃看电影《保镖》，学习其中的自我评估方式。女歌手对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保镖起初并不信任，因为后者西装革履，不像其他的保镖那样虎背熊腰看着有威力。但凯文对女歌手说，“外形仅仅是伪装”，评估要更看重内在，相信受过规范化训练的背景比仅仅身材强壮更有竞争力。
电影让他想明白了，“实际上，谈价过程中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嘛”，“我是个大学毕业，我是本科生，我还是营销公司的副经理，开车的就是个初中生高中生，我文化程度比你高，我可以跟你谈价。”
一部电影戏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彭湃就这样努力着，学着克服自己那个特定的社交焦虑障碍。
蒋元，37岁，成都某制药企业工人。本来，蒋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学讲师，可一讲课就紧张；于是换到实验室工作，可实验室有时也要带学生；于是他就跳槽到企业，跟机器打交道，可因为是业务组长，还要管几个人，这对他有点难；于是，他干脆只做工人。
脸红，出汗，全身发紧，结巴症状在“权威人士”面前就更强烈些——所谓“权威人士”，主要是单位领导。
工作对他来说，很难有长性，他在频繁的跳槽中，境地越来越差。他不甘心，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能力也很强，只是不会与人沟通。他专门去学习了心理咨询，知道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但是，“给别人做教育和沟通都行，但用在自己身上就不行。”他的逆向跳槽持续了将近20年，“一味地在退，超过了底线”，近些年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工人的收入让他感觉窘迫。“升无门，退无路”，他痛苦万分。
王艾，17岁，河南信阳人。打小“见人就怕”的他，生人熟人都怕，对爸爸妈妈，“一般不怕，不过有时也会窒息的”，更不要说去看医生，医生也是人啊——“怎么敢去”？
“俺有时候在家里看着窗户外面的人说话我都害怕，不敢看了。”网络是他通向外界的唯一渠道。“说真的，我也只有在网上敢这么说。出去了你打死我我都不敢的。”“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懂，只是紧张而不会表达”，“反正我感觉社恐的人在外面，别人都把你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对于幸福，王艾想：“找老婆也要找社恐的，然后不生孩子，一起找个地方隐居，幸福到老。”
有病友质疑：“社恐还会幸福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不用出门。不用接触人事，我想会的。只活心情，不活人生。”
张超，22岁，河南洛阳，工人。大概两年多前，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等，无意中一个眼神交汇让我觉得尴尬不已，在那时，我知道自己有目光恐惧。而后发展到社交恐惧时，我在朋友聚会时充当旁听者也会满心焦虑，还有好几次陷入一种绝望的痛苦。
去年8月，一个朋友约我见面，骑着摩托车要来载我回家。我不敢拒绝，等他的时候，开始想对策。突然，我感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逃避，而是应该尽心尽力去贴近周身世界。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先不考虑过程，而是先设想结果：想象自己已经完全走出困境，在那种状况下，我音容笑貌、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想象我回到家里后的一切生活细节，让自己的心有个惦记。
这种一瞬间转变的想法，突然让我如释重负。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一种美妙的感受，我叫它釜底抽薪。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次，远远不够。
社交恐惧是一种现实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推翻，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克服，而是替代，找一种更轻松更合乎我意愿的心态去替代。我曾经想，人活着需要吃饭睡觉，我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所以根本不用和其他任何人去交流。但是，如果有一天一只老虎追我追到河边，但推动河边的小船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力量，这时候我需要人合作才能生存，而合作就是一种社交活动。我们不要刻意去想如何同别人交往，只需要想怎么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社交上的事自然而然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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