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光,19岁,成都人。刚到重点大学报到两个月就休学了,原因让家人不能接受:他不敢到食堂打饭。“一到食堂看见那些人就紧张,害怕,脸红,心慌。”同样的原因,张晨光也没办法到教室去上课,不敢去小卖店买东西,只要是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就没办法完成。其实他高中时就很少去学校,都靠自学。但因为在家食宿可以解决,那种对社交的畏惧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存,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显现出来。直到大学食堂引爆了他对社交的畏惧。
吴婷,49岁,工作于成都某大型国企。吴婷18岁那年,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被委任为团支部书记。刚上任不久,就跟着党支部书记出去开会,只带着耳朵去听会,没做记录。回厂后,开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团支部书记也要坐到主席台上,党支部书记把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之后问她:“我们一块儿开的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她一下子蒙了,刚刚工作什么都不懂,站到主席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吴婷开始害怕开会。从此,她不敢当众说话——她的概念里,人数为五即为“众”。可她的工作成绩不错,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就会被提拔。每每这时,她就申请调去别的部门,又从最基层的员工干起。几年过去又出现升职机会,她就再换岗位。如此这般反复。到38岁这年,提拔再次降临,她还想逃,但这次逃不了了——年龄大,调不动了,再无部门愿意接收她。
后来她去看了心理医生,用三个月的时间治愈20年的固疾。之后就“回去当官去了”,一个迟到的“官”。
马科,在家茧居两年,靠母亲微薄收入度日。我性格很孤僻,从小不爱说话,走上社会后换了几份工作,最后都是因为不能融入集体,后来干脆待在家里。我的身体比整天在外边跑的人只会好不会差,一技之长也有,而且对这一技之长的自信无以复加,关键是其他方面没自信。任何人上班的时间里,真正发挥特长的时间都是占少数,社恐其实都是败在剩下那些并不能体现出特长差距的时间里,比如待人接物、业余应酬、沟通等等,不然我也不会想在家赚钱,我一个人的时候做事很麻利。
我跟人只要不熟还是没问题,就怕一回生二回熟。就说买菜这事,我今天在小贩甲这儿买了白菜,明天路过如果他正好看到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去别人那儿买白菜,又为要跟他打招呼犯愁,两头难,其实人家都未必记得我,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强迫思维。
(还)比如上班第一天都挺好,第二天就不行了,毕竟彼此认识了,尤其是跟别人目光对接的时候,不打招呼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情,越熟悉越紧张。其实我心里是很抗拒寒暄的,什么“早上好”“吃了没”这些废话我觉得特虚伪。但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真才实学要有,但其实有个七八分就够了,关键是交际手腕要高,脸皮够厚。真正混得好的往往是油嘴滑舌能力一般的,而那些能力十分的闷罐子到头来反而却只能被老油条使唤。谁都知道做技术的永远没做管理的有钱,什么MBA就是专门为老油条准备的。其实技术人员更辛苦更需要智商,管理人员可以完全不懂技术,但是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社恐就是做底层的命。这世上有100%靠交际的职位,但没有100%靠技术的职位,哪怕社恐能应付工作中99%的技术问题,也会倒在那1%的人际问题上。”
彭湃,25岁,大学毕业生,成都某医药公司销售经理。出于工作需要,彭湃每天都要运送货物,这本是正常工作,但对他来说却有点障碍。
彭湃怕跟出租车司机谈价格。每次拉货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了价钱,明知道很贵,但他束手无策,只能答应,上了货拉起就走。
还比如去买烟,他明明知道别的烟摊是8块钱一包,但这个烟摊要10块,他就给人家10块钱马上就跑了。“为什么不敢讲呢,旁边就是8块?为什么不敢不买呢?”他也后悔。“就跟人家谈谈价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他偏偏就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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