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雅虎今年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 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等等。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存在争议，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之一 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但富豪们可以请保镖，可以住进保证私密性的豪宅别墅，而中产没条件。拥有产业和一定财富的中产在对被抢劫、被偷盗和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存在对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样具有危机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产者需要在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同。某天，在打开日本产的汽车车门，站在中高档公寓门口时，某个中产阶层的大脑中极可能掠过一个问题：“我比周围的人都安全吗？”
之二 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这种法律上的沉默，可能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留下了隐患。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之三 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
广州一地产公司的设计部主管阿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超过15小时，他的口头禅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浑身无力、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椎劳损等等如家常便饭。“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写照。包括教师、记者、研究人员等职业的中产者总有职业病，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每况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产阶层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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