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年轻人的压力绝不仅于此。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独生子女。当他们在小太阳小皇帝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后，社会却开始质疑他们的“自我、自主”，质疑他们是否能够担当重任。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维误差和幻觉了，实际上社会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强，只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认为以前的好现在的不好。”罗教讲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剔比前人更甚，“所以他们产生心理失调的可能更大，社会的发展让人畏惧退缩。”
成长的创伤
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非常关注别人的反应，“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全十美，不能让别人嘲笑或批评”。一个不无巧合的事实是，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他们从小被严格要求并饱受指责，导致自卑心理比较强。
这种心理创伤的直接影响是，人际关系紧张、扭曲、异化。尤其在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儿子打爹，学生打老师，兄弟反目，夫妻互斗的惨剧屡屡发生，人们被迫要“怀疑一切”。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非常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社交出问题很大的原因主要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与信任结构瓦解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的信任崩溃。”她说，“谁敢随便相信谁？甚至是朋友、熟人都不敢随便相信，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互不信任的后果是，相互交往越来越少，坦率的交流成为稀缺。尤其在当今房价飞涨，许多人居无定所，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人们被迫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得适应快速变化的人际关系。
“快社会”的稀薄交往
“现在人的压力大，父母顾不上孩子，老师也顾不上孩子，谁也顾不上谁，交流越来越少。”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从事神经症研究与治疗多年，尤其令他感慨的是，眼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再加上连周末都要经常加班而忙到顾不上孩子的“假留守”，让“本来应该是最好的老师、最安全的力量、最稳定的支持”的父母缺位。
尤其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缺乏跟同龄小伙伴交流的机会。“不管是情感交流，还是社交模式的学习上，这一块都是会欠缺的。”陈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前住在院子里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平房，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的交流机会更多，而现在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高楼大厦可能使得这个病比以前相对多一些。”
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看起来应该是人们社交的福音。尤其是最近十年，陪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发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不用知道对方是谁，也无须在乎对方的表情、眼神和动作，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更加容易，他们甚至还可以不跟人见面就能挣钱谋生。这本来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扩大交往范围，使得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克服焦虑情绪。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溺于网络却疏于现实交往，这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科技、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在网上聊得很投机，往往下线之后和人交往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虚拟社区不能替代实际的人际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作为社会动物，人与人的直面交流是无法被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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