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提及自己的先生，李老师的眼神中却显出一丝矛盾——

    “他好像从来都不太当回事儿，也不知道是粗心还是怎么回事，给他说自己的担心和不舒服，他总说‘嗨，这算什么呀’。有时候我也很生气，觉得他对我的感受表现得相当冷淡，但你说他不当回事吧，每次去广州检查，他都陪着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仅单程就得四五个小时。我好忘事，吃药都是他提醒；在他的日记里，我每一次入院、出院都有详实的记录——这，他又是很细心的。”

    李老师的先生、军人出身的黄家骏则有自己的说法：“我们都是当兵出身，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这病有什么大不了的，从来没想过瞒着她本人。这种病既要重视又要藐视，不能被它吓倒。刚得病后有一阵子我们都很紧张，紧张会复发，越紧张就越不能顺着她说。那一阵子，她总是说这里又疼了，那里又疼了，还时不时计算自己的存活期，那我就只有把话题给她岔开去，不和她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好了，她已经彻底忘了这些问题。”

    “计算存活期”这个细节让记者心里“咯噔”一下，癌症患者和家属对生的留恋、死的抗争尽在不言中，记者甚至能够感受到当年那种窒人的紧张。不同的是，李老师至今仍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孤独地承受，黄先生则始终要装出那些担心全是无所谓的无畏姿态。
    “心理治疗最重要”

    怕什么就来什么。１９９５年，李钟瑜觉得腰腿疼，进行ＥＣＴ检查后医生得出结论：癌症骨转移。李老师记得自己当时不由自主地追问了一句：“是真的吗？”医生说：“白纸黑字，那还有假？”这时候的李钟瑜反而相当平静：你得了病，把脑袋往墙上撞又有什么用？若割伤了手指，哭也止不了血，要面对现实，采取治疗措施才行。人早晚得死一回，我要晚死，与癌魔拚个死活。

    谈起自己的抗癌心得，李钟瑜说：“抗癌一定要综合治疗，其中心理治疗最重要。这种病真正病死的微乎其微，大部分人是吓死的，还有一部分人是给治死的。吓死的无需多说，一得上癌症就觉得是不治之症，像收到了死亡通知单一样，心理负担太重，免疫力急速下降；治死的则属于病急乱投医，再加上遇上无良‘大夫’，用药不当，副作用太大。由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环境污染加重，现在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有良好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心理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不要太紧张，就把它当作一场重感冒最好。”

    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李钟瑜加紧练习郭林新气功。一年之后，奇迹发生了，再次检查，李钟瑜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骨转移消失了。

    放下自己的重担去帮助别人

    在采访的过程中，李老师不止一次地提到“郭林新气功”。前些年，由于“伪气功”的盛行，以至于人们对气功本身也多了一层歧视和疑惑，然而，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健身气功却成为许多人的精神支柱和强身法宝。郭林新气功属国家体育总局评审后向社会推荐的１１种健身气功之一。

    李老师最初接触到这个新气功是在１９９１年，是在原教育局副局长凌刚的热心推荐下开始学习的。学了新气功后，李老师的心态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

    “从２０００年到现在，李老师的病情基本稳定，这段时期她比较多地参与公益活动。”李老师的先生说，“李老师是江门市学习郭林新气功比较早的学员。经常有人打电话或找上门来咨询抗癌心得，我们是来者不拒。她每天早上都到东湖公园练功，约有一半的时间都用在教别人上。”李老师的家人对她的这个变化极为支持：“她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好。她不再考虑自己，开始考虑别人，不再成天琢磨自己能活多久，在给别人做解释的时候，无形中自己的负担就放下了。”

    “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我就知道这点儿知识，又有什么理由不向大家传递呢？”李钟瑜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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