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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在“发神经的时代”里痛苦挣扎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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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话语方式仿照如下，可以对这个时代进行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这是一个沉沦的时代。这是一个神经病大量涌现的时代。
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无论如何与他对“文明社会”是一个致病情境的发现与阐述有关。这个发现在他的学生弗洛姆那儿带来了对病理反应与致病机制的社会病理学分析的革命。按西方哲学的逻辑，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状态实质上可以表征为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这种分裂越剧烈，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分裂便越彻底。
因此，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的对象化和物化的不断加强。文明越发达，人离自己曾经的“精神家园”也越来越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的加剧使人不仅对外界，而且对“自我”也越来越陌生。“社会”成了一个异化的、可以吞没任何一个人的巨大的“场域”。从精神分析的最基本的病理理论上讲，只要意识的分裂和人与外界、自己的异化的各种体验以内心冲突的形式出现的频率和程度得到提高，那么一个社会越是“有病”。
如果承认这一点，精神分析立即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作为一种“刺激----反应”的结果，其病源在于社会。也即是说，即使治好了患者，只要“社会”这个巨大“场域”中的致病情境不消除，那么，没有一种神经病或精神病能够真正被彻底治愈。在这个无奈的困境里，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只是如弗洛伊德所讲的，不过是将患者从个人的不幸引向生活的普遍不幸。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精神分析给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情心基于他人痛苦对自己所引发的痛苦反应。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所有人的痛苦的一种揭示，它不过是偶然地通过某种形式，使这种痛苦通过某个不幸的人成为它的载体而获得确认。弗洛姆所构筑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大厦基本上就是一种扩散于道德领域的精神分析。单纯的以主客体对立的逻辑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不能表现出其人道主义内涵。所以，荣格走向了东方的神秘主义；霍妮、弗洛姆、苏利文开创了精神分析文化学派；莱恩走向了存在主义的纵深；而弗洛姆与铃木大作走到了一起……
尽管许多人仍然强调在非线性、非理性领域里进行研究的学科要适用于在理性、线性领域里游刃有余的科学的标准，尽管有人仍然认为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局”，但它在理论洞悉和临床治疗上的强大功能已经为自己的存在理由进行了足够的论证。弗洛伊德之所以能与马克思、爱因斯坦比肩而立，不仅仅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开了人类幽深的心灵世界的大门，而且切进了文明发展的逻辑，使精神分析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救赎者。不管遭受到何种攻击和责难，他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人类历史上“先知”的行列。
个案分析一：“存在性不安”与负罪感的“外化”
[患者描述：我姐妹七个，小时家境不好，由于我是第七个女孩，可能受冷落，很少有人理我。我一直不善与别人处关系，从小到现在都是，也不是很会说话，我一直是很内向的，学习一直非常好。
在感情方面，我从小学就暗恋过老师，但仅仅限于是暗恋，没有说出来过。工作一年多后，科里一个同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经常在私下里说喜欢我，也比较照顾我，他也是一个情场老手，和好几个同事好过，我很被他迷惑，在很茫然的情况下，我们突破了最后的防线，是我自愿的，偷偷保持了好几年，在我找男朋友和结婚以后都有联系，（他一直不知道我和那个同事的事）心很累，又欲罢不能，但后来他调走了，我们就断了。
在他还走之前四年的时候，正是我刚被调科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没人要了，我找了我现在的老公，不过我们一见钟情，很谈得来，我们认识一个月后偷偷在一起了，但以后我发现我们的性格，世界观等差异很大，我们经常吵架，我们在一起吵架比好得时候要多很多，但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的我们矛盾非常多，我很多时候都想离婚，但他不愿意，我也没有作很多的坚持，我们就一直吵闹下来了，在性方面，我很热衷，而他却不怎么喜欢，我们大约一月二次，我很不满足，一直很压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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