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现实”便主要是由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它构成了人的经验和对世界的确证，而真正的现实――与人的属人冲动相对应的另一个世界和社会控制者对人的压迫与奴役――由于没有进入意识层面而被人们经验到，倒似乎是消失了，或者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其次，社会完成这一职能可谓是“从娃娃抓起”，并且广泛地将它的“社会过滤器”安放于任何一个角落中，将人们的反抗意识一开始就“过滤”得干干净净。弗洛姆对此可谓是目光如炬：“人的……任何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它就必须在用来组织意识思维的范畴中得到理解。某些范畴，例如时间和空间，可能是普遍一致的，而且可能构成了一切人共同的知觉范畴。而另一些范畴，例如因果关系，可能对许多人（但却并不是对一切人）自觉的知觉形式是有效的……但不管怎样，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只能是在它能够凭借一个概念系统及其范畴而得到理解、得到关联并变得合理有序的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心理咨询师观点
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其自身的生存实践，通过种种关系模式、情感模式和理解模式而形成一个范畴系统并以此决定其觉知形式。这一范畴系统的作用就仿佛是一个受社会制约的过滤器；经验要想被觉知到，除非它能穿过这个过滤器”。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作为“社会过滤器”的语言、逻辑、禁忌已经几乎是先在地修改了人的觉知形式和觉知经验。语言、逻辑先在于人的理性思维，人的任何经验、思想都必须用语言并借助一定的逻辑形式才能加以表达。因此，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指令对一种语言和逻辑进行编码所构成的思考和判断将自动地指向这种意识形态所希望的结果，看起来由人所独立地作出的思考其实不过是在重复社会控制者的意志，并作为一个传播器将这一意志加以复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因此，想要“反抗”，要想“治疗”，太难了。当人们看到毒的时候，自己已经中毒了，而且已经无法排掉。人们不仅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整套施行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对它的“亲和”，而且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它所附带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模式。因此，即使是“反抗”，虽然喊出的口号与那一套意识形态的语码不同甚至相反，但思维方式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反抗”所走的仍然是一条与原先那条无本质区别的“奴役之路”。
因此，毫不奇怪，弗洛姆认为想要将人从异化的灾难深渊中拯救出来，除非进行一场深刻的“本能革命”，并且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进行全方位的重构。这就使他的思想、批判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时，所提出的关于“健全的社会”的构想沦为一种乌托邦，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除非将国家消灭，然而这却是根本不可能并且至少在现阶段也是不应该的。弗洛姆以他的精神分析，以他彻底的批判而跨入思想大师的行列，但与马尔库塞一样，他们的思想只能影响人、震憾人，只能告诉人们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来观察世界，还有另一种属于人的有尊严的生活正存在于既存生活方式之外。他们不是进行一种“武器的批判”而只是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
1974年1月5日，弗洛姆在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接受了记者舒尔茨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对谈中，他谈了很多事情，谈到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谈到了耶酥、马克思、巴赫芬、佛陀、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名字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据舒尔茨回忆：当他们的对谈正在进行时，一位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丹纳》的女演员在从剧院里回家打开收音机时，听到了这次谈话。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把舒尔茨立即叫了过去同她共享她的感受。她对他说：“我刚离开一个丹纳，不想又遇到了另一个丹纳”。弗洛姆所洞察的正是人们所忽略的，他所批判的正是日夜折磨人们的，而他的孤独的呐喊，给了人们太多的启示。他的思想魅力体现在他的语言的运用之中。正如舒尔茨所说的：“弗洛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在这里弗洛姆的讲话仍然言犹在耳：“我们的整个社会……孕育着暴政。在这个结构中，人越来越被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政治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他考虑的仅仅是他利已主义的产物……”这就是异化的现代人的命运，这就是“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作者
心理咨询师 石勇 心潮
心灵花园 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