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是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意保守秘密。”早在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医生帮助保护病患的疾病隐私的规定。这种古老的医学道德，在隐私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延伸成为患者的隐私权，得以继承下来。
但患者的隐私权同样有边界。例如医生在婚前体检时发现了一方感染艾滋，提前知晓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其保密，对其配偶隐瞒病情？
所谓艾滋患者的绝对隐私保护条款，是指《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2款，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具体身份信息。同时，第56条第1款对违反隐私绝对保护条款的情形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这一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因信息泄露给患者带来的歧视伤害。此外，中国目前尚未出台防治艾滋的专门法律，只有国务院这一行政条例统管。
同样，在
心理治疗及咨询界，也存在客户的隐私保密的限度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美国就有过一次血的教训。
1969年秋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留学生ProsenjitPoddar为情所困，杀死了自己的女友TatianaTarasoff。而在他行动之前，他曾向自己的
心理医生LawrenceMoore博士透露过自己的杀人计划。Moore博士也判定，Poddar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出于保护病人的隐私，他并没有把Poddar的病情以及“杀人计划”告诉女友Tarasoff和她的家人。女友Tarasoff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无辜被杀，其父母把心理医生Moore博士告上了下级法院，结果法院拒审此案，认为Moore博士只是履行了保密义务。Tarasoff父母又提出上诉，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医生不仅对病人的隐私保护负有责任，同样在病人威胁到他人生命健康时，有义务提前告知潜在的受害者，甚至可以通知警方或采取任何合理措施。
庭审法官MathewO.Tobriner在当时写下的多数判决意见，成为后来影响众多案件的标本：“公共政策支持医生保护病人的疾病隐私，但在病情可能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时，保密义务屈从于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医生的保密特权必须终止。”
下面截选上海心潮
心理咨询中心《咨询保密条款》部分内容：
心理咨询师应清楚地了解保密原则的应用有其限制。下列情况为保密原则的例外：
（1）心理咨询师发现求助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
（2）求助者有致命的传染性疾病且可能危及他人时；
（3）未成年人在受到性侵犯或虐待时；
（4）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
在遇到上述中的（1）、（2）和（3）的情况时，心理咨询师有向对方合法监护人预警的责任；在遇到（4）的情况时，心理咨询师有遵循法律规定的义务，但须要求法庭及相关人员出示合法的书面要求，并要求法庭及相关人员确保此披露不会对临床专业关系带来直接损害或潜在危害；”
1969年10月27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女学生塔蒂亚娜•泰瑞索夫（Tatiana Tarasoff）被人残忍杀害。警方很快就抓住了杀人凶手——塔蒂亚娜的同学、印度男留学生宝达（Poddar）。这件看似非常普通的谋杀案却在美国心理和精神病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的发展历程。
事情还要从当年的新年聚会讲起。
1969年1月1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年聚会上，每个参加聚会的年轻学生都玩得非常开心、兴奋，在异常活跃的气氛下，女学生塔蒂亚娜亲吻了来自印度的留学生宝达。
在聚会中彼此亲吻。这在美国比较开放的社会中司空见惯，也并不能代表什么。但可能是印度的文化和美国不太一样或者是留学生宝达的个性比较传统吧，他认定了“亲吻”就代表已经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于是宝达开始追求塔蒂亚娜。
可塔蒂亚娜并不喜欢宝达，坚决地拒绝了他，并告诉他那个吻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执着的宝达并没有放弃，而是反复纠缠塔蒂亚娜。不堪其扰的塔蒂亚娜开始刻意回避宝达，这让宝达很气愤。在一次和室友的聊天中，他告诉室友自己想杀了塔蒂亚娜。室友劝他别这样子，建议他去找心理医生聊聊。
宝达接受了室友的建议，在8月10日踏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考威尔医院心理室的大门。接待他的是心理医生莫尔（Moore）博士。随着治疗的逐步推进，宝达的情绪有所好转。在第九次咨询中，宝达向莫尔透露了自己想杀死女友的打算。只是他并没有提塔蒂亚娜这个名字，而是提到女友正在巴西旅游。
莫尔博士很重视这个事件，找来医院里的几位精神科的同事进行交流，他们一致决定让宝达留院观察。在观察过后，精神科大夫诊断宝达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于是莫尔向校警报告，请求校警协助将宝达关押起来。
三名校警很快出动，将宝达带到警局。但在询问过程中，几位警官觉得宝达其人看起来行为合理，心智健全，并不像一个精神病人。同时，宝达也保证今后绝不再靠近塔蒂亚娜了。
于是他们放走了宝达。
莫尔得知此事后，立即将全部情况上报给了他的上级医生、精神科主任包沃森。而包沃森则指示莫尔撤回了让校警协助抓捕宝达的请求，并让他销毁了一切关于宝达的就诊记录。
就仿佛宝达从来没有踏进过医院的大门一样。
而从校警那里离开的宝达，也再也没有去找过心理医生莫尔。
1969年10月27日，刚从巴西旅游归来的塔蒂亚娜被宝达杀害。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究竟哪些人应该为塔蒂亚娜的死负责呢？如果你是心理医生莫尔，你会怎么做呢？
检察官以二级谋杀罪的罪名起诉了宝达。宝达的律师则以宝达精神不正常为由进行辩护。经过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陪审团判定宝达有罪。但在随后的上诉中，陪审团采纳了宝达律师的意见，认为宝达处在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状态，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裁决将宝达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进入美国。
宝达得免一死，离开美国。
塔蒂亚娜的父母非常愤怒，他们难以接受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就这样不被“惩罚”地“逃脱”。于是他们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诉上公堂，并连带起诉莫尔医生没能有效地阻止宝达的杀人行为。
直到五年后的1974年他们才迎来了的第一次开庭，但结果令塔蒂亚娜的父母很失望，法庭认为心理医生莫尔报了警，已经尽了他的义务，据此判定莫尔不承担责任。
拿到一审判决结果的塔蒂亚娜的父母并不甘心，他们上诉到了州巡回法庭。这一次，巡回法庭以5比2的裁决结果判定塔蒂亚娜的父母胜诉：莫尔医生存在专业失职。
法官托布里纳在判决书中写到：“当一位心理治疗家确定，或者按照这个职业的专业标准作出了判断，他的病人表现出了对他人的严重暴力危险倾向时，他就立即有职责去采用一些合理的手段来保护可能的受害人免遭危险。执行这个职责会要求治疗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一个或多个不同的步骤。这样他就应当及时通告和警示受害人或相关人员可能发生的危险，或通知警察，或采取在这个特殊情形下任何合理的和必要的步骤……心理治疗师的职责是否充分完成还必须用传统的过失标准来加以衡量，看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治疗和相关的行动是否合理……，总的来说，心理治疗师不仅对其病人，而且对其病人所图谋的受害人负有法律责任。”
这段可以这样理解：尽管莫尔已经报了警，但如果危害他人生命的情况依然存在，作为心理医生应当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避免这样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假设莫尔医生找到了塔蒂亚娜并告之其风险，那他就可以免责了。
时刻牢记：心理医生发现求助者有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应当突破保密原则。
最终，法庭判决莫尔医生需要向塔蒂亚娜一家赔偿1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10万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500万美金。Tarasoff血案的终审结果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心理治疗的发展历程。它促使美国心理协会开办了一份保险，专门用于那些对心理医生诉讼而产生的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