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共汽车上点燃炸药，在校园砍伤小学生，当弱者向弱者残忍施暴这类现象频频发生时，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从社会性格的角度做出了一些解释，可供参考和警醒。
如果让一群丛林中的原始人，到“血汗工厂”里当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能否正常运行下去，实在很难想象。
同样，习惯了“和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群人，能否没有心理障碍地在一个欠缺和谐的社会里生活，也不无疑问。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个心理和性格的基础，自从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捅破了这一点后，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原始人、生活在和谐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不适应“血汗工厂”的生产生活方式，不适应欠缺和谐的社会，就在于他们的心理模式、性格，和后者需要的心理和性格基础对不上号，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不具有后者所要求的那种社会性格：守纪律、服从、对金钱或消费有欲望、奴性、盲目的认同。
当然，人们可以适应于任何的社会和制度，哪怕这个社会和制度多么坏，多么狠。但前提是必须对他们进行“规训”，改变他们，培养出他们另外的社会性格。而且，结果是可以想到的，他们在心理上、人性上会被摧残，形成的社会性格，又会成为这个社会和制度的破坏性能量。
要透视一个社会，必须走进它的内部，它的结构，它的社会性格，看哪些是支持它的运作的，哪些，又会是它的烈性炸药。
能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两幅司空见惯的画面：
第一幅：2013年6月中旬，在广州，27岁的湖南湘西人周永红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一家外贸公司辞职，孤注一掷地“备战”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
在辞职前，公务员被周永红认为是“不创造财富的‘寄生阶层’”，一直是这个被买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白领反感的对象。
第二幅：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甚至直接对着被雇佣的年轻奶妈的乳房喝，这一事件引起热议后，有人跳出来为他们辩护了(姑且把这些人称之为“辩护者”)，说这都怨社会的畸形，为什么就没有人引导富人健康消费呢?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周永红的“虚伪”，以及辩护者的“脑残”之处。但这只是表层的真相。
事实上，他们的言行，只是今天很多人的“集体选择”的微小部分，可以说平淡无奇。奇怪的只是：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而且是越来越合理。谁能去指责周永红们“虚伪”呢?谁又能阻止人们作恶、变态时，振振有词地把责任都推给“政府”、“社会”、“他人”呢?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周永红们、辩护者们，明显地被今天的社会现状弄成了某种人，而这种人，恰恰又是这个现状能够维持下去不能缺少的。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行动，隐约地透出一种既可以让这个社会正常运作，也可以让它玩不下去的东西—“社会性格”。
“社会性格”是美国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借由对社会结构的心理分析，他曾经掏出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的五脏六腑。资本主义的性格基础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概念。研究者们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有如此漫长的封建统治时，给出了一个解释：老百姓身上普遍有着“羊性”，软弱，忍耐，温顺。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的“羊性”，正是社会性格。
狼是需要羊体现出“羊性”的。换句话说，“羊性”具有维持狼吃羊的食物链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培养老百姓软弱，忍耐，温顺的社会性格，并且不仅是被迫，还要让他们自动地这样想，这样做。
弗洛姆这样解释“社会性格”：“社会性格是指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在一个确定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能够找到的性格特点的简单总和……”
话没有说清楚。社会性格到底是什么呢?这需要说到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个人性格是什么：一个人可能孤僻，可能自卑，可能偏执，可能喜欢炫耀，诸如此类。它们属于人的“第二本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形成。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性格，和既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关系。性格的功能，乃是让一个人以某种心理—行为模式固定地和世界打交道，在心理上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个人性格，类似于本能一样，其实是一个人身上的某套自动保护装置。这就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如此之难的原因，因为要在他的内心深处解除他的武装。
社会性格呢?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格特点，并且，这些性格，是人被既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所改变，同时去适应的结果。
说白了，社会性格就是一种功能。为了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工厂能够生产，商品能够销售，人们被塑造和引导应该这样想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想那样做，他们的心理能量，被调动起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而不是破坏它。
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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