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文化】
中国文化还停留在口欲期，所以关于吃的一切都很发达。若用他的身心论来解释，则可以说，因只有“身”而没有“心”，所以，照顾好自己与别人，都是要让“身”满意。
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是1983年出的第一版，书中说，数层楼高、数百张桌子的餐馆，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经典存在，像欧美再发达也没有催生出这样的饮食巨无霸。
时间过去了已30年，不知欧美有了变化没有。若没变化，在中国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原来都是世界级的。譬如广州海印桥南的炳胜餐厅，就是有至少三层，旁边还有一个辅楼，桌子估计也有几百张吧，但你若是吃饭时间才去，十有八九要等位。
中国人寒暄时最容易问的是：吃了吗？听到很多人讲过，哪怕是十点来钟和父母通电话，他们还是要问“吃了吗”，其他问话也都是早就能料到的习惯性语句，就是不会谈心。在中国做事情，请客吃饭是必须的。因为，你必须要证明你的“心”，而证明方式就是要照顾好对方的“身”，把对方侍候好了，让对方觉得你“有心”，他们才能发出自己的“心”，去照顾你的“身”，给你的“安身立命”提供帮助。
【养身】
在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中，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夫妻之间，头等大事都是要“养”好对方的身。并且，我们会觉得，做到了这一点，自己就已经尽了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假若对方还表达不满，就是太不懂事。如此一来，这三个最重要的关系，都势必缺乏质量。孙隆基说，其主要的意向就变成了“传宗接代”，所以孔子会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找到超验的灵的存在，没有找到与神的链接这种精神性的归宿，中国人的存在感，就只剩下了肉身的延续，仅有的“心”，也只是沦落成做好人，结果造成了一种平面化的简单轮回。孙隆基论述说：
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朝代在肉体被消灭后，就让位给另一个在形体上大致相同的朝代，就如同每一代中国人都养育了没有自己特色——亦即是“肖”于上一代——的下一代来延续自己的肉体一般。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
在关系中，我们都重视“养”对方的“身”，以此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而面对自己，也最重视“养身”之道。现代中国的养身大师们仍是倍受欢迎，而养身的书籍，也是大行其道，哪怕读起来像是小儿科，譬如偏执狂一样地强调绿豆能治一切病，也仍然可以迷惑无数人。并且，在孙隆基看来，即便道家，也一样是缺乏超验的部分，最后主要沦落成“养身之道”和保身的阴谋之道。
【做好人】
我许了愿要写一本书《中国好人》，也曾举办“好人学习小组”，还想以后能举办“好人改造营”，因我是通过咨询经验、听故事和自我反思，发现丢掉自己的中国式好人，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是通过心理学视角去思考中国好人，孙隆基则说，“做好人”是正统中国人的必然之路，因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一个中国人，他的“身”必须要去为别人的“身”服务，构建出这样一个“我对你好”的关系模式后，他的“心”才有存在空间。
【包办婚姻】
“我”与另一个人，这是最简单的关系，而关系场还可以逐渐扩大，随着这个关系场的逐渐扩大，“我”也日益失去了自我。因，那时我要考虑的，要更多更多。中国人的“身”是静态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人伦与集体关系去定义它、组织它、完成它。这样就导致，一个人的关系网越复杂越庞大，他越是不能做事情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哪怕他的立场，在西方人看来，是上帝的旨意，即是具有最高道德性的。他必须从他隶属的整个关系场来考虑问题。
所以，凯撒在被罗马元老院杯葛时，可以发出“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豪言壮语，而岳飞却只能服从那十二道金牌。中国历史上太多这种让人吐血的事，就是因一个个体没有自己内在的良心，他的良心，只能是为一个整体的关系场考虑。更要命的是，加上忠与孝，这个关系场也就成了老大一个人说了算。
也因为这一逻辑，在一些最传统的地区，现代中国人的婚恋都难以是个性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真正逻辑是：作为家庭和家族的老大，父母才能知道，孩子的婚恋如何才对整个关系场是好的。
我知道太多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的狗血恋爱故事。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常常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父母的选择。并且，一旦定亲，就很难退掉，因为这是对双方父母和两个家族的极大不敬。若毁约，常意味着，两个家族会成为仇人。这种家族的重担，会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无奈顺从。
这种逻辑之下，婚姻恋爱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而成了两个关系网络交叉着的一块空间，被锁死在那里。但对爱情的渴望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地区的有条件的男人找二奶，就成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万众一心】
我为你考虑，你为我考虑……假若我们能为一个共同的东西考虑，我们就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心”。这个“心”若能笼络无数人，就可达到“万众一心”的理想境地。
毛泽东十九岁时领悟到这一点，于是发出“欲得天下之人，必得天下之心”的感慨。
但这种“万众一心”也常意味着集体偏执状态，它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对个性的极度压制。越是“万众一心”，越是不容异己。
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爱国者》中，他饰演的男主角可以在大庭广众中公然且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的反战观念，但他并未被视为敌人，他的最支持战争的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地将他当做最好最值得敬佩的朋友。
我们的电影中，在这种光荣的伟大时刻，是断然容不得异己的，稍有迟疑的都可能被视为卖国贼。
这很好理解。西方文化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尊重每个人自己的心的合理之处，而中国文化一旦找到了“集体的心”，那一刻就意味着，最大的道德就是忠于此“万众一心”，而谁有自己的心就是“其心必异”。
最大的“心”就是整个国家的“万众一心”，即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超巨大的群体性自我，而领袖则成为这个群体性自我的代表，其他人都是一分子。
想明白这一点后，我想起《时代》杂志1950年的一个封面，头像是毛泽东而身体则是无数蝗虫。
这是令中国人很不舒服的构想，但却是中国文化中最常存在的一个图景。伟人可以存在，而个体性的自我不能存在。其实，伟人也不存在，他只能作为一个吉祥物而存在。
【异国的冷漠】
中国人到了国外必须抱团，譬如唐人街。另外一个现象是，一旦到了欧美就变得人情冷漠很多。
这是为什么？
孙隆基的解释是，因没有个体的“心”，也即个体性自我，中国人到了外部世界会惶恐不安。这种不安，若用英国心理学家莱因的术语来讲，即，存在性不安。意思是，因找不到一个群体去依附，自己会感觉自我瓦解了，不存在了。这种不安，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安，不能用简单的安全措施以及财产来满足。
所以要抱团，即要形成一个群体性自我。说难听一点，就是要找到蚁窝。
一旦找到群体性自我，在这个群体性自我，又可以构建中国文化，但只对这个群体内的人，会有“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所以友善，而一旦出了这个群体性自我的圈子，就觉得外界的人很陌生，没有链接感，所以冷漠。
另一个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尊重自己的心。然而，这一刻就只是成就了“私心”，哪怕对邻人也变得冷漠。但是，若真有“上帝子民”的这种概念，并且真正有了自己的个性化自我，这种冷漠就会消减，而会对一般人也生出感情来。
一个中国人只是一个“身”，中国人的“心”，只能在我用我身为你身服务时才产生。孙隆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解释了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化的经典现象，既可以让你觉得触目惊心，也可以让你觉得煞是过瘾。
他的这种身心分离论，其实也是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英国心理学家莱因的心理学理论。
英国另一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若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而构建即真自我，一个人的自我若以别人的感受为中心而构建即假自我。真自我与假自我最初都是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
莱因也持有这一观点，并补充说：有真自我的人，他的身体服务于他的“真自我”；有假自我的人，他的身心分离，他的身体服务于别人的“自我”，而他只能为自己的“真自我”留一个纯精神性的空间。
这样一看就发现，孙隆基的身心分离论，和莱因的假自我者身心分离论，是一回事。并且，中国对圣人的期待，譬如三皇五圣，譬如现代的雷锋，都可以是假自我者的“纯精神性真自我”的演化。
孙隆基说，先秦时代，中国文化还是有超越界的——也即彼岸，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就走上自己的路子，只剩下了世俗的人伦部分，只剩下了身与心，且身心还是分离的。
不管原因是什么，至少能看到一个答案在，那就是：让你的身心归一，以你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构建你的真自我。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