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太具操纵性，否则易引起阻抗。在这个方面最难处理的情况，见于年轻治疗师面对年龄大、社会地位高的病人时。比如在干部病房，医患交流与其它科不同。面对身份特殊，通常很有主见、不容易信任人、对治疗后果考虑较多的患者，医生较温和、谦让，有些治疗干预在实施前要做许多铺垫，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很迂回曲折。涉及这些人的家庭、性问题及与其他人的关系问题时，尤其要谨慎试探，不宜太勉强。
（七）宽慰、安心（reassurance）和承诺技术
使用让病人感到宽慰、安心和承诺的关系技术，是向病人提供支持、保证，首要的作用是对其行为及有适应性的信念系统进行强化性的奖赏，并培植对于将来奖赏的期望，使其对不断深入地探讨问题、解决问题保持兴趣。“你配合得很好；有些人对心理治疗很有悟性，你应该算其中的一个；你很理智；你非常能干；这事考虑得真周到；你过去碰到的麻烦比现在还大，这次你也一定能解决那个问题；你会在几天之内感到越来越好，……”等等话语，能够起这样的作用。
另一个直接的作用是降低焦虑和不安全感。但适度的焦虑、紧张、困惑，对于激发和维持有利于发展和变化的动机是有益的，不一定要让病人马上获得“吃定心丸”般的安抚效应，那样会助长依赖。病人会想：“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我的问题可以完全交给他了。”许多疗病者，尤其是江湖医生、民间健身术者，喜欢这种“奇迹”效果，而心理治疗在初始阶段不要走那么远。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不切实际的担保与欺骗无异。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做出有信心的保障很有必要。
临床案例——劝慰、安抚处于危机状态的患者：对于伴有激越症状、自杀意念的
抑郁症患者，对于有惊恐发作的
焦虑症患者，要让其较早获得信心，为进一步的治疗赢得宝贵的耐性。即使是采取以药物治疗为主的方案，也得让其了解治疗的前景，对治疗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作出解释，告诉这些副作用能够克服，不会留下持久的后遗症。对惊恐发作病人可以说：“我对治疗焦虑症是有信心的。一般来说，这种病的疗效是好的。但对于你的病何时好转，好转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不打保票，因为治疗还需要你的合作和努力。不过，我现在能够保证两点：那种脑子失控、要发疯的感觉肯定不会转变成真正的精神病；那种心狂跳、气接不上来、头晕的症状肯定不会导致你马上倒地死掉。”有的病人对其病理心理体验感到羞耻、有罪孽感或惊恐万状，典型的正如此处举例的惊恐发作病人。在没有与医生或其他人交流，没有得知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举世无双的大灾难。这时，告诉他“这不过是精神科常见多发病，有成功案例”，能树立合作信心。住院病人，如抑郁症患者刚入院时，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可请因类似病情而早些时候入院、已有好转的患者来现身说法，效果常比治疗师自己说服还好。
这类努力的第三个用途是，在病人已经对问题有领悟而尚不敢行动时，鼓励其开始尝试新的行为模式。这一用途有较特异性干预的味道，暂不在此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作用对于一些症状，如攻击行为、妄想观念，将会成为副作用，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要慎用。
（八）暗示(suggestion)技术
治疗师做以上工作的时候，已经对病人产生着一般性的暗示效应。治疗师的声望、职业权威、柔和而关切的声音，安全的环境，加上正在形成的信任和信心，正在被强化、确认的期望，双方对于话题的共同关注，逐渐使对方情绪和身体放松，安静，对治疗师发出的信息接受性逐渐增高，批判性逐渐削弱，注意越来越集中，意识相对狭窄，与主题相关的想象增加，思流受到诱导。这是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state of relaxed alertness），系为导入特异性干预所必需。
在此基础上，如果持续地加强暗示，也就是进行下面要提到的催眠治疗，可以诱导产生“非常意识状态（non-ordinary state of consciousness）”或“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在不做专门的催眠治疗时，使用暗示的有意性和力度较弱。
（九）终止(termination)技术
以上内容谈的是启动、发展治疗关系的问题。心理治疗有始有终，适当时候要考虑如何结束一次访谈、一个疗程，解除治疗关系。
依据日常生活中的礼貌，以及各个治疗方法的特殊要求，要在合适的时刻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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