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 “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 “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 “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
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以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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