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原因，张晨光也没办法到教室去上课，不敢去小卖店买东西，只要是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就没办法完成。其实他高中时就很少去学校，都靠自学。但因为在家食宿可以解决，那种对社交的畏惧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存，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显现出来。直到大学食堂引爆了他对社交的畏惧。
吴婷，49岁，工作于某大型国企。吴婷18岁那年，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被委任为团支部书记。刚上任不久，就跟着党支部书记出去开会，只带着耳朵去听会，没做记录。回厂后，开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团支部书记也要坐到主席台上，党支部书记把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之后问她：“我们一块儿开的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她一下子蒙了，刚刚工作什么都不懂，站到主席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吴婷开始害怕开会。从此，她不敢当众说话——她的概念里，人数为五即为“众”。可她的工作成绩不错，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就会被提拔。每每这时，她就申请调去别的部门，又从最基层的员工干起。几年过去又出现升职机会，她就再换岗位。如此这般反复。到38岁这年，提拔再次降临，她还想逃，但这次逃不了了——年龄大，调不动了，再无部门愿意接收她。
后来她去看了
心理医生，用三个月的时间治愈20年的固疾。之后就“回去当官去了”，一个迟到的“官”。
马科，在家茧居两年，靠母亲微薄收入度日。我性格很孤僻，从小不爱说话，走上社会后换了几份工作，最后都是因为不能融入集体，后来干脆待在家里。他的身体比整天在外边跑的人只会好不会差，一技之长也有，而且对这一技之长的自信无以复加，关键是其他方面没自信。任何人上班的时间里，真正发挥特长的时间都是占少数，社恐其实都是败在剩下那些并不能体现出特长差距的时间里，比如待人接物、业余应酬、沟通等等，不然也不会想在家赚钱，他一个人的时候做事很麻利。
他说：“我跟人只要不熟还是没问题，就怕一回生二回熟。就说买菜这事，我今天在小贩甲这儿买了白菜，明天路过如果他正好看到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去别人那儿买白菜，又为要跟他打招呼犯愁，两头难，其实人家都未必记得我，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强迫思维。
“(还)比如上班第一天都挺好，第二天就不行了，毕竟彼此认识了，尤其是跟别人目光对接的时候，不打招呼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情，越熟悉越紧张。其实我心里是很抗拒寒暄的，什么‘早上好’‘吃了没’这些废话我觉得特虚伪。但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真才实学要有，但其实有个七八分就够了，关键是交际手腕要高，脸皮够厚。真正混得好的往往是油嘴滑舌能力一般的，而那些能力十分的闷罐子到头来反而却只能被老油条使唤。谁都知道做技术的永远没做管理的有钱，什么MBA就是专门为老油条准备的。其实技术人员更辛苦更需要智商，管理人员可以完全不懂技术，但是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社恐就是做底层的命。这世上有100%靠交际的职位，但没有100%靠技术的职位，哪怕社恐能应付工作中99%的技术问题，也会倒在那1%的人际问题上。”
彭湃，25岁，大学毕业生，某医药公司销售经理。出于工作需要，彭湃每天都要运送货物，这本是正常工作，但对他来说却有点障碍。
彭湃怕跟出租车司机谈价格。每次拉货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了价钱，明知道很贵，但他束手无策，只能答应，上了货拉起就走。
还比如去买烟，他明明知道别的烟摊是8块钱一包，但这个烟摊要10块，他就给人家10块钱马上就跑了。“为什么不敢讲呢，旁边就是8块？为什么不敢不买呢？”他也后悔。“就跟人家谈谈价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他偏偏就是不敢。
医生建议彭湃看电影《保镖》，学习其中的自我评估方式。女歌手对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保镖起初并不信任，因为后者西装革履，不像其他的保镖那样虎背熊腰看着有威力。但凯文对女歌手说，“外形仅仅是伪装”，评估要更看重内在，相信受过规范化训练的背景比仅仅身材强壮更有竞争力。
电影让他想明白了，“实际上，谈价过程中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嘛”，“我是个大学毕业，我是本科生，我还是营销公司的副经理，开车的就是个初中生高中生，我文化程度比你高，我可以跟你谈价。”
一部电影戏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彭湃就这样努力着，学着克服自己那个特定的社交焦虑障碍。
蒋元，37岁，某制药企业工人。本来，蒋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学讲师，可一讲课就紧张；于是换到实验室工作，可实验室有时也要带学生；于是他就跳槽到企业，跟机器打交道，可因为是业务组长，还要管几个人，这对他有点难；于是，他干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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