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底，我做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这对我确定自己的问题有很大帮助。本来我是确认为双相情感障碍，但测试结果中“疑病”一项得分远高于其它项。之后我给一位老师写信交流：“昨天上课老师给我们做了MMPI，我各项得分基本都在六十以上，其中疑病一项极高，97分，这也是我的真实情况吧。疑病可能就是对生活压力的逃避，对生活力不从心时的一种防御手段。就我而言是这样，因为我还有很多很高的‘应该’，为了完成这些‘应该’我就得追求一个‘好状态’，这也是我长期自我关注的根源和表现吧。”
心理咨询师说“应该”是内心的指令，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是“我们的”价值条件，但我们达不到它们时，它们便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其结果是毫无理性的自责，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疲惫、焦虑或暴躁恼怒，或者，我们开始感到怨恨和自轻自贱，而我们却莫名所以。正是潜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所以我必须完成“应该”或者推卸责任。
在父亲那里，每次“失败”我都会被谴责：“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我内化了父亲对待自己的方式，因此，我防御，我不承认这——普通的编程工作都做不好——是自己的失败，认为那不是真正的自己(状态不好\思维慢)，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正常的自己就可以——如果消除这些问题，以我的智慧我将无所不能。这种防御使我免于自责自恨的可怕压力，却使得我越来越远离问题的根源，使得我的困难的解决更加遥遥无期。在认识到这点后，我开始接受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能胜任编程工作的事实，坦然面对自己的“无能”，我不再像父亲那样责备自己、驱赶自己，而是爱自己、祝福自己，无条件地，就像原型意义上的母亲那样。
从05年底认识到自己可能无力做好工作开始，对工作的放弃、努力经历过多次反复——大部分时候，我努力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完成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这时我又来到这个关键点上，我选择了放弃这种义务，把自身置于对工作的责任之上，这个过程伴随着价值观和人生目的转变。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