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开展这项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瑞典曾经施行义务兵役制（译者注：自从1901年开始，瑞典一直施行义务兵役制，男子年满18岁以后，须服7到10个月的兵役；这项制度已于2010年7月1日废除），所有前去国家征兵处登记的成年男子，都接受过认知能力测验；另一方面，全国男性的犯罪记录，即“反社会行为”，都可以从国家警察部门查到。因此，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百万！
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父亲若有犯罪记录，儿子认知能力测验的得分也更低；同时，儿子的得分还受到了父亲罪行严重程度的影响：“父亲犯下的罪行越大，儿子在测验中的成绩也越差。”Latvala解释道。
然而，这种父亲的“反社会行为”与儿子的“低认知能力”之间关联，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儿子的“低认知能力”，究竟是因为犯罪的父亲给儿子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对儿子认知能力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即“言传身教”假说），还是因为父亲本身的“低认知能力”遗传到了儿子身上之故（儿子认知能力低，跟父亲的犯罪行为无关，而是天生如此，即跟父亲的基因质量有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比较了兄弟之间的犯罪记录及其各自儿子认知能力的发展。比方说，若A和B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么A跟B有25%基因相同；若A和B是亲兄弟或异卵双胞胎，那么A跟B有50%基因相同；若A和B是同卵双胞胎，那么A跟B有100%基因相同。
如果父亲的“反社会行为”直接导致了儿子的认知能力偏低（“言传身教”假说），那么无论A跟B之间的基因差异如何，只要A和B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相似，那么A的儿子和B的儿子的认知能力也应该相似。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与“言传身教”假说相悖，当控制了父辈的基因差异以后，父亲罪行严重程度与儿子认知能力之间的显著关联消失了。
“撇开父亲犯罪可能会对儿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不谈，当控制了遗传因素以后，父辈的‘反社会行为’对儿子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可忽略不计。”Latvala总结道。
心理咨询师点评：研究的结果说明，“反社会行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影响很小，他们赋予孩子低智商的基因才是孩子后来出现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