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波士顿的创伤中心，心理咨询师范德科尔克及其同事们正投身于他信奉的下一步研究：重新定义创伤本身。“如今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什么都贴上PTSD的标签，”他说。“但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很多症状都是长期、慢性的虐待和忽视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疾病与一次性的急性创伤事件有所不同。”范德科尔克及其同事们将这种创伤应激的慢性形式称为“进行性创伤障碍(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2010年，他们曾经试图游说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编制机构将其从PTSD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列入，但未能成功。他们希望在更多数据的支持下，最终将得偿所愿。来自官方的正式接受是争取支持的关键，范德科尔克说。
“帮助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幸存者的专项拨款达800万美元以上，”范德科尔克在一天下午提到。“简直是精神错乱！没错，爆炸案非常可怕，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备受煎熬，值得救助。然而，就在这同一座城市里，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遭受创伤，如果把统计范围扩展到全美，这个数字可达两百万，却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援手。”我问他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他对我讲述了19世纪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Salpêtrière Hospital)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的故事。雅内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当时被称为“歇斯底里”的PTSD的著作。他也陷入了与同行的争论之中，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是一种认识和遗忘的循环，”范德科尔克告诉我。“我们发现了创伤。然后，当我们认识到它有多么可怕和多么令人为难时，我们会转而攻击这个概念，并排斥将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人。”他继续不厌其详地对我讲述从雅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并解释了欧洲和美国的军事权威部门是如何抹黑炮弹休克症和战斗疲劳症的，因为他们害怕它们会削弱战斗力。这是故意的失忆，他说，并且举出了大量近期的例子。就在几年之前，他在联邦参议院关于寄养情况的听证会上问询了一批寄养儿童。“后来，我跟孩子们坐在一起，”范德科尔克说。“一名法官在出门时从我们身边走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做得非常棒！非常了不起！’于是我说，‘哦不，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到底好不好？’这些都是遭受了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的孩子，其中有几个人有自杀倾向，还有人存在物质滥用的问题，一个女孩子喜欢拿刀割伤自己。但法官并不想听到那些，就像在战争结束后，我们一点也不关心士兵们究竟怎么样了。”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