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独自旅行。他喜欢搭便车到法国去。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他在途经一所修道院时听到修道士们诵经的声音，并被深深打动，于是请求司机让他在那里下车。他在那所修道院度过了当年夏天剩下的所有时间，然后是次年的复活节假期，以及之后的又一个夏天，甚至考虑要不要成为一名修道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有好感，并承诺如果他加入修会，他们就送他到日内瓦读医学院。“我认真考虑过这个提议，”他告诉我。但最终，年轻的心对冒险的渴望战胜了他对安静冥想的向往，于是他选择了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我仍然有一些精神感应，”他说。“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彼此关联。但组织有序的宗教让我浑身发毛。”
就这样，1962年，心理咨询师范德科尔克来到了美国，并先后就读于夏威夷大学、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哈佛医学院。在这里，他将自己关于人性中恐怖的一面，以及人类神奇的适应和恢复能力的许多问题，摆在了科学和医学面前。“人类这个物种可真是一团糟，”他说。“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真好奇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会酿成大祸，惹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却还是会一意孤行？”
离开学校后，范德科尔克的头几份工作里包括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一家波士顿诊所担任精神科医师。他入职时正值1978年，越战老兵洪水一般地涌来。“等候看诊的队伍足有一英里长，”他说。“诊所的墙上到处是被拳头打出来的印记。”在这些新患者身上，范德科尔克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他们都将自己完全困在过去里。即使是那些从二战战场上归来的老一批的退伍军人也常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或是沉溺于战争经历中无法自拔，或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在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中，他们不是把墨迹看成死去的婴儿或倒下的战友，就是觉得什么都不像。仿佛是他们脑海中的投影仪被战争弄坏了，范德科尔克说，于是他们只能选择把一卷影像翻来覆去地看，或者干脆把机器彻底关掉。
令范德科尔克感到震惊的第二件事是这些人控制自己状况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声称，与任何形式的治疗相比，高风险的行为更可能将他们拉回现实（例如，一名患者称，每当觉得自己快要暴跳如雷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时，他就骑着哈雷摩托车玩儿命地飙车）。范德科尔克的治疗手段——也就是医学院唯一教他做的——是让这些人敞开心扉，多多交谈。在小组和一对一的治疗会话中，他都会询问他们很多问题，关于那些可怕的回忆、关于梦魇以及在家里遇到的麻烦等等。但谈话似乎并没什么帮助；甚至在某些病例中，他觉得适得其反。
本文推荐者曾接受顾歌心理咨询督导，在心理咨询领域有独特见解，其发布文章的观点为个人观点。
